阿来的空间化写作

收稿日期: 2009-08-10

作者简介: 丹珍草(1966~ ),女, 藏族, 甘肃甘南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博士。 阿来的空间化写作 丹珍草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20世纪末期, 学术界的“空间转向”使诸学科呈现交叉互渗的态势, 人类生存对地理环

境天然的依存关系, 激发和塑铸了人类的空间意识, 也为文学与地理学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潜在的可 能。“新文化地理学”把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地域的多维存在, 重视对地方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文

脉的研究, 把地点感的研究转向“地点身份”的研究, 注重空间景观的符号学意义和象征学意义。在

“新文化地理学”的视野下, 阿来的文学创作具有典型的空间化写作特征, 他将地理、空间、文化与文学 相结合, 通过对嘉绒藏区民族文化空间背景、空间记忆及其文化表征的描述, 展示了一种生动有机的

地域文化身份。空间化写作构成阿来文学文本生产空间的多元性和文本自身的异质性, 也给读者阅 读和阐释民族文学提供了多重思考空间。

关键词: 阿来; 嘉绒藏区; 空间化; 新文化地理学

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8233(2009)04-0045-06 Alai ’s Spatialized Writing DAN Zhen-cao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732, China)

Abstract:The late 20th century, the academic "space shift" that all subjects showed a trend of cross-Infiltration, human survival on the geography of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timulated the space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literature and geogra- phy to provid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potential. "New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space as a

social,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presenc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laces emphasis on the unique context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research, the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to a sense of "place iden- tity" of the research,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semiotics of space landscape significance and symbol-

ic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Cultural Geography", under the vision of Alai ’s literary creation lie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ce of writing, in which he has geography, space, culture and lit- erature combined with Jiarong Tibetan culture through the context of space, spatial memory and it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providing a vivid display of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or-

ganic. Space of writing constitutes not only Alai ’s literary text of the diversity of production space

and the text of their heterogeneity, but also the explanation to the readers with a multi-ethnic litera-

ture thinking space.

Key words:Alai; Jiarong Tibetan; spatialized; New Cultural Geography 一、空间背景与文化身份

对于每一部文学作品和每一个作家, 空间问题都 不容回避, 人的文化身份与其空间背景有着密切的关 联。出生地和成长地对作家精神世界的影响, 对作家 文化身份的界定始终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并不单 纯地给自己划一个地方范围, 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 意识来定义自己, 这是问题的关键。若被问及我们是 谁, 许多人一张嘴准会用‘我是苏格兰人’‘我是英国 45

第22卷第4期

Vol.22-No.4百色学院学报JOURNAL OF BAISE UNIVERSITY2009年8月Aug.2009人’‘我是纽约人’等来回答, 这些地方不仅仅是地球

上的一些地方, 每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 化。”[1](P95~96)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 我

们的身份结构及我们与地点的关系不仅仅限于民族、 圣经, 还与我们使用的用来描绘情缘关系的词——— “母国”、“父国”、“家国”等有关。爱德华·萨义德说: “一切都发生在土地之上, 与土地有关或者由土地引 起。”[2](P107)同样, 阿来的文学创作与他出生、成长的

土地———中国四川西北部的嘉绒藏区有关。 “嘉绒藏族”是藏民族的一个独特支系, 主要居于 川西北高原的大渡河流域以及岷江上游西岸。“嘉绒 藏区”处于藏地三区(卫藏、安多和康区) 多个藏族支 系的结合部, 处于藏族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接地 带, 也处于多个民族的结合部(主要有藏、羌、彝、回、 汉等民族), 处于汉藏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处, 在 地理上是一个混合之地, 是“内地的边疆”, 又是“边疆 的内地”。嘉绒藏族在族源构成、宗教派别、语言使 用、文化传承体系等方面, 都充分体现了“接壤地带” 和“过渡地带”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流动性。在文学创 作上也呈现出多种文化元素共存杂糅的特点。在一

些传统保守和处于藏文化地理中心的藏人眼里, 嘉绒 藏区多少是有些暧昧的“中间地带”。阿来就出生于 成长于这个多民族和多文化的“中间地带”, 在“异质 文化之间穿行”, 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阿来内心 “神秘的伤口”, 他身上“托带着的世界”, 他多重的文 化背景以及既在局外又在局内的感受, 都来自他的生 长地嘉绒藏区的社会生活和空间背景。

《尘埃落定》虽是一个嘉绒土司家族的历史故事, 却更是一个富有精神原乡意味和人性原色感的故事。 阿来以隐喻、象征、寓言和意象化手法, 表现了土司王 朝末世的政治、阴谋、爱情、巫术和神喻, 古老与现代、 本土与外来、陈腐与新生交汇在一起。小说透过主人 公“傻子”少爷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特地域非 常时期的复杂生活空间, 以及那些生活表象之下更为 深广的人性。作者试图通过慧光离合的“傻子”形象 告诉世人, 雪山栅栏环围的至美田园并不是天堂, 罪 恶同如画的风景、美妙的牧歌一样无处不在。仇恨、 掠夺和放纵让人们精神空虚, 心灵无所依托, 崇高的 精神原则对此则无可拯救, 反而遭到无情的践踏, 劫 后余生的大地, 一切都像茫茫尘埃徐徐落定。 阿来的精神原乡深深植根于极富宗教精神的藏 文化。“尘埃落定”一语的创生就表现了作者的宗教 情怀和诗性智慧。深沉的宗教情怀并不意味着导向 宗教本身, 而更多的意味着人性、人生、生命以及人类 共享的精神价值理念。阿来说:“藏族是我的母族, 我 对她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 我在四川阿坝藏区生活了 36年, 尽管我没有生活在藏族的文化地理中心, 但对 藏族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宗教、自然和社会的体 验。”[3]阿来曾将文学创作比为传播佛音:“佛经上有 一句话, 大意是说, 声音去了天上就成了大声音, 大声 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 这样一种大声音, 除了有效的借鉴, 更重要的始终是, 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 让滚烫的 血液与真实的情感, 潜行在字里在行间。”[4](P294)贺绍

俊说:“阿来的悟性也许应该归因于他所属的民 族”。[5]

任何一个作家, 都有自己精神成长的空间背景。 不同的地域环境和文化习俗对作家的影响使我们一 读作品就能感知作家成长地的文化。克林斯·布鲁 可斯在《乡下人福克纳》一文的开头说:“大多数读者 十分自然地把威廉·福克纳和南方联结在一起, 正如 他们把托马斯·哈代和威塞克斯联结在一起, 把罗伯 特·弗罗斯特和新英格兰北部联结在一起, 把威廉· 巴特勒、叶芝和爱尔兰联结在一起„„”。[6](P237)福克

纳诞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特镇, 他以家乡 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为依据, 为他的小说虚构了一 个典型的美国南方县城, 县城杰佛逊镇显然是以奥克 斯福特为样板的, 后来被文学评论家们定名为“约克 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喧哗与骚动》是孕育福克纳精 神成长的奥斯福特镇给予他的丰厚的馈赠。 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以及《大地的阶梯》等 围绕伴随着他生命成长的嘉绒藏区的空间转换、历史 记忆及与之关联的社会转型, 将那片地域空间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并置呈现, 共时展开, 如同鲁迅笔下的 江浙小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老舍笔下的北京, 是一 种既“由内及外”, 又“由外及内”的多重视域性的空间

化写作。“他被置于里外之间, 对于外边是里面, 对于 里面是外边, 这是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地位。”[7](P8) 《空山》在写实性描写的同时, 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象征 意味。《空山》记录了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 初近40年间嘉绒藏区一个村落的动荡历史, 思考了 人与自然、宗教与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等宏大主题。 《尘埃落定》写的是一个旧制度的崩溃, 而三卷六部七 46

《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十万言的《空山》写的是一种文化的瓦解和一种新秩 序建立的艰难。《空山》书写了藏地村落的故事, 讲述 并非传说的真实, 追问迷失的人性, 比起《尘埃落定》, 《空山》探讨的问题更加现实而沉重, 凸显了尖锐的现 实社会冲突, 展现了时空交错的复杂人文关系。 任何一个地域空间都不只意味着一个确定的地 理位置, 或是一个特定的物理空间, 而是一种心理状 态, 是一种主要属性更为多样化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象 征。生活在同一个地方, 却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空间体 验。文化混血和生理混血的阿来同时具备了汉藏两 个民族的特点, 一方面他具有确定的藏民族身份符 号, 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接受来自现实生活中汉文化和 当代西方作家成功作品的巨大吸引, 身处不同文化空 间之间, 似乎能借鉴多种传统, 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 个传统, 永远在边界, 永远在过渡, 永远在人们画定的 地图外流浪, 具有双重的内在性和外在性, 这种独特 的双栖姿态使阿来获得了一种混合的文化身份。同 样, 这种复合状态和悬置状态使阿来和他作品中的主 人公也往往同时经历着地域、文化、血缘和心灵的流 浪, 这些“流浪”的感觉彼此互为因果, 相互交织在一 起, 使得生存的状态显得更为复杂和深沉。 在小说《血脉》、《鱼》、《守灵人》、《旧年的血迹》 中, 阿来把心灵的“流浪”表现得极为浓稠。小说往往 以一个个空间场面的并置代替了传统小说叙事的线 性连续性, 文本的空间也充满了“互文性”。从表面 看, 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人物同时上场, 那些或大或 小的意义单位并列放置, 有一种情节上的破碎感, 但 从文本深层而言, 小说的情节转换主要依存于空间场 景的变化, 淡化了叙事的时间流, 将叙事对象完全置 于空间关系中。《尘埃落定》分为49个小节, 将土司

制度下的生活, 傻子二少爷的生活分解为几个不同的 空间场景, 每个空间中包含着几个人物, 每个人物又 带出几个故事, 然后将其错综交织在一起, 齐头并进, 凭借空间叙述的整体性, 消解传统叙述中的时间流, 形成一种空间化的张弛有度的并置型形式和具有内 在关联的完整图式。作者看似只是提供了一些各自 独立的片断、场面, 至于这些片断和片断间的联系, 以 及某个符号空间, 则需要每个“看”者的眼光重新的交 叉组合, 如同电影中一个个画面的交织和叠印, 产生 出极强的空间效应, 从而使小说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张 力和视觉感。文学创作中空间书写的意义不在于作 家就一个地点做了怎样的描述, 而在于文学本身的肌 理显示了空间如何被社会、文化所支持, 又如何生产 社会、文化以及被社会、文化所生产。 二、空间记忆与文化表征

“每一个个体心灵后面都拖着一长串记 忆”。[8](P70)记忆意味着一种过去的时间经验, 而在巴 舍拉尔和海德格尔看来, 记忆之所以有意义, 正是因 为它是可以被锁定在空间之中的。阿来经历了诸多 生活空间的变迁:从卡尔古村———马尔康———阿 坝———成都———到世界各地, 从藏区到汉区, 从边缘

到中心, 从中国到美国, 从东方到西方, 对不同地理文 化空间的体验使阿来的精神世界具有了一种特别的 丰富性和复杂性, 也使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漂泊感和 流浪感。阿来说, 他的叙述更多的是“藏民族中一个 叫做嘉绒的部族的集体记忆”。[3](P271) 我知道, 我的身体里, 既流淌着嘉绒土著祖先的

血液, 也流淌着来自阿里三围的吐蕃军人的血液。当 地的土著是农人, 农闲时节就在村庄附近放牧或狩 猎, 而那些从世界屋脊上拾极而下, 曾经所向披靡的 铁血武士, 慢慢地也成为了在青稞地里扶犁的人, 变 成了在高山草甸放牧牛群的人, 变成了在鲜花盛开的 季节, 围着女人的百褶裙追逐爱情或肉欲的人。 „„

这样的两相结合, 就是今天作为藏族一个较为特 别部分的嘉绒人。[3](P31)

历史的记忆不只是缅怀祖先和叙说苦难。嘉绒

藏人迁徙的历史轨迹, 同时也昭示藏民族共同体内的 认同基础。时空变换, 朝代更迭, 同一民族分成若干 族群、部落散落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 枝叶早 已伸展开去, 覆盖四面八方, 同根相连的无形血脉和 有形经典, 早已深深地烙印在集体无意识中。 阿来对嘉绒藏区地方性空间文化资源的书写, 是 地理的, 也是文化的, 是个人的, 也是族群的, 这些民 族文化印记, 是民族空间有力的文化表征。这种叙述 已从“地点感”转向“地点身份”的确认, 空间不只是场

所或舞台, 而是表达一种在特定文化场域中与民族文 化血脉保持持久互动和共存的密切关系的诉求。《大 地的阶梯》是一次感伤的旧地重游, 表达了阿来对本 民族文化的复杂情感, 一方面是对家乡地理文化的热 47

丹珍草/阿来的空间化写作爱, 另一方面却是对现代性的反思, 对美好人性堕落

的慨叹。通过双脚触及、目光注视和心灵感知, 阿来 试图赋予那片地域空间和地方族群文化以更丰富的 意义, 进而阐释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重价值和多重 矛盾关系, 传达自己对社会、文化、人生的思考。“没 有哪个作家能够在书中抛弃传统与地域的影 响。”[9](P4)嘉绒藏区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江河湖海

等承载着包容诸多内容的文化, 蕴含了遥远的地方性 知识体系, 民间口传的创世神话、“大鹏鸟巨卵”的族 源传说、“嘉绒十八土司”传奇、庞大繁杂的神山系统、 黑苯白苯的原始宗教信仰、阿里文化的遗存、众多的 寓言故事及谚语歌谣等等, 这些丰富、鲜活的文化遗 存, 经过漫长岁月的绵延传续, 逐渐沉淀为族群文化 的深刻印记, 对塑造文化特性和族群身份起着意义深 远的作用。

空间也是一种社会产品, 每一个社会和每一种生 产模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列斐伏尔指出, 空间 不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 也是

当代众多社会空间矛盾地互相交融和彼此渗透。空 间还是政治经济的产物, 是被生产之物, 空间具有意 识形态性和政治性。《随风飘散》中的魂灵撕碎了生 活在底层的人们普遍人性的遮蔽物, 人性的泯灭和重 生使我们看见了时代转型期复杂社会形态隐藏的深 刻寓言。陈晓明评论说:“小说对生活情景的刻画相 当有力, 它写出一种生存的事实, 在存在的极限处去 看生命经受的磨砺。”[10]也许, 与故事情节同样重要 的还有故事的时空背景———20世纪50年代的四川 阿坝藏区, 一个交织着多重矛盾的特殊时空扭结点, 阿来对历史变迁、民族信仰及个人命运等进行了深入 的审视。

20世纪末, 空间研究对空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对 其本体论的探讨, 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空间的社会实 践, 关注人们在空间中的主体性行为和空间的生产与 再生产, 空间变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经验事实, 构成 了经验现象的表征和知识系统, 构成了浓缩和聚焦现 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和事件的符码。阿来说:“真正 的文学是人类普遍精神生存状态的检讨”。[11]“历史 就像蛇, 这种比所谓现实还要隐秘潜行的东西, 惊吓 之后, 会悄然溜走, 那些擅长抓住事物的作家们, 其关 于历史的记忆, 就是描述蛇溜走的声音、气氛。当然, 文学之所以为文学, 决不是蛇溜走的声音的本身, 那 些声音、味道以及相关的时间、天气, 相关的人和事

件, 只是文学描述的对象, 只是一种即将表现作家的 心理现实的媒介。也就是说, 历史场景的文学表象, 历史只是一面透镜, 纷呈的镜像就是作家的思想。于 是, 透镜所到:我们看见, 在土地与阳光的结合部, 在 藏族、汉族、回族、羌族文化碰撞的结合部, 细小的昆 虫扬起愤怒的翅膀, 低处的村庄和碉楼像针一样刺透 了人性板结的宁静。我们嗅到了尘埃、花朵、牲畜的 味道、人的味道, 嗅到了血液生锈的味道、鸦片的味 道、火药的味道、死亡的味道。我们更听见了谎言、流 言、寓言、傻言、蠢言, 也听见了碉楼倒塌的声音, 听见 了格拉灵魂飘散的声音, 听见了山火肆虐心灵的声音, 听见了塔娜目光闪烁的声音。”阿来给我们带来的文学 视听嗅觉, 《尘埃落定》描述的是土司集体的毁灭; 《随 风飘散》描述的是民间集体人性杀戮; 《天火》描述的是

集体的迷狂。这些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明生存状态和 人性生态的现场, 不是在建构, 而是在描述体制崩溃、 精神瓦解的过程, 追问着瓦解消亡的根源。 “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 我们 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 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网络, 而更少是一个传 统意义上经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 在”。[12](P18)阿来执着于一种精神臆想和生存悖论的 较为单纯而有深度的探询, 使他的作品具备了深入藏 民族某个生存层面的锐利性, 即在超越中把握到了 “藏族文化生存”与“人类生存”的某种共鸣。 三、空间观念建构与空间立场

民族文学体现和反映民族文化, 也反映民族文化 所构建的民族空间。民族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和 文化传统, 民族作家在这样的民族空间中接受着社会 关系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 进而成为本民族文化传 统在这一特定文化空间的体现者和传承者。以往的 研究者把文学中的“空间问题”等同于“文学虚构空 间”的问题, 仅仅以小说描写的房间、广场等具体环境 和作为叙事对象的“空间”为研究对象, 而没有将空间 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地域”的多维存在来进行考察。 空间不是一个单面的存在, 而是诸多层面的复合体, 人们对空间的感觉也是复合的。在人们的实际感觉 中, 现实物理空间、地域空间和想象的空间、表征的空 48

《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间是重叠在一起的。因此, 我们对于某一地域空间的

感觉和体验, 往往不是一种单纯的地理学认知, 而是 一种混合了情感、记忆和历史的综合体验。空间感觉 的这种天然的复合型和重叠性, 使得空间成为一个可 以扭结各种社会关系和生活层面的关键点。空间性、 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三元辨证, 使得空间视角具备了一 定的穿透力。

《尘埃落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独特的复 调叙事视角的运用。作品采用的是一个主人公以不 同的声音自问自思的对话式叙事。通过“我”与自己、 他人、读者的对话, 叙写出“我”是一个傻子。另一方 面, 叙事人又不是一个真正的傻子, 有时还是大智若 愚的智者。文本同样以对话的方式证明“我”不是真 正的傻子和不傻的智性。“我”的对话同样包括三个 声部, 即“我”与自己、与他人、与读者的对话, 这样, 第

一重双声语叙事就形成了一对超逻辑的悖论式的复 调叙事, 这里面蕴含了作家、时代、文化、写作意图等 多方面的内质。从根本上看, 复调的核心是多元价值 观、多重独立思想的平等并存。阿来将第一人称经验 自我的限知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通 过视角越界的方式, 并结合“白痴叙述”[13](P181)的傻子

视角, 造成了叙事视角的多重叠置。通过视角的越 界, 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对话的姿态, 除了人物之间 的言语交谈这一表面的对话形式, 还有以非直接的潜 隐形式存在的潜对话形式, 不同话语间的对话形成复 调小说的结构。所有对话的主体都具有平等性、独立 性和差异性, 复调小说的艺术魅力就在于这种“复调 思维”的矛盾性和对话呈现出的永恒的未完成性和开 放性, 这恰恰切合了阿来所经历的这个世界的多元、 暧昧和模糊的状态。通过视角越界, 阿来小说描述了 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和人性深处的矛盾, 使得小说既具 有辩证的色彩, 又使读者从传统单一的叙事空间中走 出, 不再仅仅是叙事的接受者, 而是能依赖主体性的 想象, 以扩充文本的意义空间。

现代思维的一大变化就是以多元对话思维代替 了传统的井然有序的以线性逻辑为主的独白式一元 思维。各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空间的不同和语言文化 的差异, 在文学中对空间体验的表达也必定是千差万 别的, 各民族文学运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保持了“地 方性知识”的独特性、民族性、多元性和丰富性。马尔 克斯、博尔赫斯、福克纳等作家的地方性写作曾对世 界文学产生极大的影响。新文化地理学将“文化”作 为首要的关键词, 将文化研究空间化, 强调文化是人 与人之间的“中介”, 是“生活圈”, 是社会、政治和经济

等各种关系的“平台”, 关注空间如何作为文本、意义 系统、象征系统、所指系统来表达意识形态、价值观、 信仰以及民族和国家关系。这种取自文化分析视角 的空间观念, 倡导“全球化语境”和“地方性知识”的同

步展开和相辅相成。

迈克·克朗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以 “文学景观”为题, 专章讨论了文学中空间的含义, 认 为文学, 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 都体现了以不 同方式进行的对空间进行阐释的努力, 文学景观是

“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1](P39~52)。克朗将景观视

为可解读的文本, 在将景观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的 同时, 注重分析景观包裹的多重含义, 并尝试揭示景 观中隐含的意识形态, 强调不同文化的融合与变化。 阿来的家乡嘉绒藏区是藏汉两种文化的“过渡地带” 和“中间地带”, 这与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中间状 态”以及霍米·巴巴的“间质空间”有相似之处, 这个 空间是由其它空间的边缘组成的, 来自各个空间中心 地带的力量在这个由边缘构成的空间中呈现出不同 的力量的对比与张力, 而生存于这个空间的人, 他们 往往既游离于各个空间的中心, 又因习俗、血缘和心 理皈依等因素而与各个空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从这个角度阅读《尘埃落定》, 可以看出, 小说更

着意关注的是多重文化空间交流融汇中的历史进程。 作品所建构的复合文化背景、多重文化交汇的历史现 实及变化轨迹都经由“我”———麦其土司的傻瓜儿子 的视域获得表现。小说一开头就交代了“我”的家庭 背景:父亲是大清皇帝册封的管辖数万人众的土司, 母亲是一个被毛皮药材商人买来送给土司的汉族女 人, 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一个去了印度经商的叔叔, 一个姐姐随叔叔去印度做生意后又去了英国。这个 家庭本身就有一个多重文化融合的背景。“傻子”毫 无疑问属于藏族, 他父亲的地位和他生活的环境、经 历更加巩固了这种文化身份。对于汉族, 他也有直观 的感受:母亲、黄初民。姐姐从英国回来, 带给傻子花 花绿绿的票子, 那些票子是英国文明的指代。从印度 回来的从事贸易的叔叔提出他对麦其土司傻儿子和 傻子所属土地未来前途的思考。“傻子”的身份就这 样被组合成了多重复合体。于是, 夹在多种文化视角 49

丹珍草/阿来的空间化写作之间又混有不同血统的“我”就与众不同了:“我”是一

个多重文化融合的人格化、具体化的体现。“我”在文 化构型方面超越了当时当地的文化系统, 实现了由一 元向多元的转变, 这种转变与环境格格不入, 但又具有 不同凡响的智慧与眼光, 使傻子的思想行为中包含着 若干现代因素, 并同古老的藏族文化整合成一个充满 现代性的、独特的思维模式。

现代思维方法不再试图寻找一种单一、固定的逻

辑结构, 而是更倾向于追求横向、动态、多元的思维方 式。对文学创作的思维也带来直接的影响, 阿来有意 于以空间性的情节段组合来代替时间性的线性的情 节段组合, 使小说的叙述蕴藏了更丰富、更宜于传达 人思想情感的审美信息。所有的空间思想都预设了 某种主体性理论, 主体性是理解“我们到底是谁”的问 题, 又与“我们来自哪里”的问题密切相关。种族、性 别、阶级等相互作用形成多重主体性, 并在人际的、社 区的、民族的、国家的和全球的不同空间尺度上不断

发生建构与变动。

或许因为无根, 或者说虽然有根但根部盘根错

结, 才更加激发了漂泊者、流浪者寻根的热情, 流浪者 又意味着是更广阔空间领域里的穿越者。在这个边 缘不断获得“中心化”的时代, 阿来的写作主题实际上 是非常中心的, 他敏感地触及到了这一时代的大多数 主题, 如地理、民族、族群、身份、空间、权利、信仰、地

方、国家、全球等当代文学和批评理论的热点问题, 并 表现出一种对多元文化混合的宽容立场。吸收社会 批判理论的研究成果, 注重研究空间因素在作品中的 作用, 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阅读我们熟悉 的文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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