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的动力因素

中日复交的两大动力因素

摘要：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进步的主题，在考验与被验证的历史车轮中碾过。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水相望，但中日关系史曲折反复，上世纪中日关系的峰回路转，充分了的证明了这一点。中日复交的因素诸多，民间交流与美国的转变政策直接带动了中日的发展。 关键词：中日，复交，民间交流，美国因素

民间交流

１９５２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这年４月美国制造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生效。同月日本和台湾当局缔结了“和平条约”。５月５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承认美国宣布“生效”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坚决反对日台所订“和约”。

在这样针锋相对的险恶时期，可庆幸的是中日民间交流，却在克服种种困难，跨越层层阻碍中有了良好的开端。这年５月１５日，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等３位勇敢的政治家访问了北京。从此日本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突破当时日本政府的禁令，逐渐大量到新中国访问。这种趋势使美日当权派大为惊慌。１９６０年日本政府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更露骨地以中国为敌，遭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反对，岸信介政府也由此下台。从这时开始，日本许多有识之士挺身而出，设法打破中日民间来往的僵局。由于多方面的推动，１９６２年实现了中日廖承志、高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协定。这不仅扩大了中日贸易，而且确定双方互设常驻办事机构和交换常驻新闻记者，形成了中日之间的半建交状态，民间交流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周总理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中日建交要采取民间外交的方式；而中日建交的实践证实了民间外交方式的正确性。

中日民间交往高潮是“民间外交”的客观基础战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远东局势发生了剧变。在美国指使下，日本不仅加入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并且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所谓的“日华（蒋）和平条约”（１９５２年４月），造成了中日两国的对立态势。但是，与新中国同步兴起的中日民间友好运动以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推动着中日关系往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转化。

早在１９４９年５、６月间，日本的各界人士就相继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和日中贸易协会等一批日中友好民间组织，反映了日本人民向往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日本的全国性民间组织———日中友好协会宣告成立。在日中友好协会的组织下，日本人民不畏美军占领当局和本国政府的百般压制，举办介绍新中国的图片展览会和电影招待会，发行《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国刊物等等，使两国人民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同时，想方设法沟通与中国交往的渠道。１９５２年４月，应中国贸促会的邀请，首批日本来新中国访问的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均为国会议员）冲破障碍、终于来到北京，与中方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随后，两国民间交往发展很快。日本民间对华友好活动的显著特点是不依赖政府，表现了强烈的国民意愿的独立性，并且能以很强的号召力发动国民运动促使其政府在一些问题上转变对华态度。战后首次中国代表团访日的实现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１９５３年，当日本红十字会等民间团体邀请中国红十字会访日的要求遭到吉田茂政府反对时，日中友好协会等当即发起了为实现中国代表团访日的“日中友好月”活动。１０月１日，在东京的青年馆了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４周年”的大会，通过了后来被称为“中日民间大使”的知名人士西园寺公一提出的“邀请中国红十字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访日”决议案、高良富的“尽快与中国建交”决议案。与此同时，从日本北海道到九州的１２府县

５０个地方召开了中国国庆节的庆祝大会；１８府县３４个地方举办了“新中国展览会”；２７府县共上映了２２１次中国电影；各种活动的参加者达几十万。在“日中友好月”的活动中，日中友好协会等民间组织在全国开展了“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的签名运动；全国各府县议会和市议会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的决议书、意见书雪片似地飞往国会和政府。在声势浩大的国民运动促进下，参众两院通过了各政党共同提出的“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决议案。大势所趋，吉田茂政府只得同意。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的成功，也是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随着１９５４年１０月由李德全和廖承志为正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来到日本，东瀛岛国迅即出现了“李德全旋风”，新闻界连续追踪报道、民间组织召开各种大会以示欢迎。当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右翼势力扬言要破坏访日代表团时，日中友好协会、工会和学生团体组织了“私设警备班”在代表团下榻的饭店周围日夜警戒并随团活动，形成官民警备体制，保障了代表团访日活动的安全。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短暂的时间里参加了１９次各种形式的国民欢迎大会和座谈会、１７次宴会和茶会、１３次记者招待会以及电视台和广播台的连续报道。通过这些活动，代表团转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愿望，引起了日本各界的热烈反响，取得了深入扩展民间往来、增强相互理解的良好结果。从此出现了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持续高潮，从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７年的３年期间，日本的许多民间团体、各界人士和半官方代表，共有２９３个团体、３２７２人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中国贸易代表团和科学院代表团等２７个代表团、共３８２人访问了日本。中日双方互访的团体和个人，包括了工、农、商、文化、科技、新闻，以及政党、友好协会、红十字会、宗教和妇女界的人士。双方签订的各种协议、共同声明、会议记录等文件，其内容除业务性质外，都提到有关政治的内容，表达了增进中日友好、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强烈愿望。周恩来远见卓识地提出了“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中日民间交往的高潮使两国关系出现了与日本政府反华立场反其道而行的变化；出现了不低于甚至超过某些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之间交往水平的“奇特”现象。这个现象反映了由于地理、历史、文化和传统等的原因，在一衣带水的两国之间有着某种类似“藕断丝不断”的联系，从而预示出“顺丝连藕”的可能性。周总理透过这个现象，从可能性中挖掘出带有必然性的规律，远见卓识地提出了解决中日建交问题要采取“民间外交”的方式

。周总理最早提到“民间外交”是在１９５３年９月，与来访的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会长大山郁夫（参议员，绿风会、国际经济恳谈会成员）的会谈。这是周总理首次与日本政界显要人物的接触。大山郁夫是著名的和平运动领导人，曾说过“决不替帝国主义战争流一滴血，但愿为和平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的誓言。他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九•一八”以后流亡国外，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后才归国。周总理在与大山郁夫会谈中以及后来对其他日本友人的讲话中关于“民间外交”的论述，大致有这样几点：１、中日关系之所以发生障碍和困难，根本原因不完全在于日本政府，因为日本政府的头上还有个太上皇，就是美国。美国人压在日本人头上，这是很不幸的，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恢复。考虑到日本政府的困难，中国政府认为，废除“日华（蒋）条约”不一定是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而是目标和结果。尽管存在着“日华（蒋）条约”，但是为了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中国政府仍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来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

这种民间外交，是中国整个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上开创了新的范例。

美国因素

在中日近现代发展史上，美国可谓是“寒流”的助长因素。

1955年3月末，以外贸部副部长、国际贸易促进会代主席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与日方举行谈判，并签订第3次中日民间贸易团协议。这一次，《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中国》均正式派出记者并组成记者组随团采访。前两次

贸易协议，由于日本政府未予支持，未能充分实施。为使中日民间贸易再上一个台阶，就要促使日本政府出来承担责任。因此，中央决定了“民间往来、官方挂钩”的方针，代表团此行既要接触财界，也要接触政界，并在第三次贸易协议中有所体现。如何在报道中体现这一方针，成了记者组反复和商讨的事。

代表团到达东京之初，不仅官方没有露面，与财界上层的接触也很少。原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向日本施加压力，说“如果日本大企业积极扩大对华贸易，美国将重新考虑美日经济关系”。于是，日本外务省向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访的责任机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提出要求，说“政府考虑到对外关系的影响”，“希望代表团的视察限于东京、大阪、神户”。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怕得罪美国，避开了同代表团的接触。

记者组把注意力及时转向日本朋友，看他们怎样打开局面。他们动员了各方力量，设计了以民间团体出面宴请，政府要人参加宴会的方案，以提供代表团与日本官方、财界交往的机会。宴会设在东京著名的日本餐馆“八芳园”。我们事先了解到，除政府要人出席外，鸠山首相也要到会。“八芳园”之宴成了记者们在报道中体现“官方挂钩”的一个场面。宴会开始后，日本通产相石桥湛山、经济企划厅长官，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等陆续到达。雷任民团长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在热烈的掌声中走进宴会厅，同日本政要会晤交谈，气氛友好。但没有见到鸠山首相。日本朋友告诉记者说，石桥湛山曾向鸠山进言，要他“不要理会美国的意向”，但一直到宴会结束，鸠山也未露面。

“八芳园”之宴，反映了鸠山内阁的实际情况：它既要与中国改善关系，又要照顾到美国的要求，它的步子是有限的，“官方挂钩”也就“挂”到这种程度，我们的报道既要体现方针也要反映实际。当然，关于贸易协议的谈判和代表团的活动，都是成功的。此后，日本政府对中日民间贸易的态度仍留着“八芳园”之宴的痕迹。

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始终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最敏感的国际话题。７０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改善，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上海公报。尼克松的访华，改善了自朝鲜战争以来中美两国相互敌视的状态，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其中，震动最大的当属中国的东邻日本。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急速转弯，一向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政府顿感措手不及。多年来一直奉行亲美反华政策的日本佐藤政府，便秘密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膝首相“要求亲自访华”，商淡有关事谊，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数”为由拒绝，并宣布中口谈判不以佐滕为对象。1972年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

日本面对美国的“越顶外交”难免不悦，遂以同中国“超前建交”作了回答。日本政府改组，执政党三木、大平、田中、中曾根四派联合，推田中角荣任首相，条件是同中国恢复邦交。田中等政治家掌权后，不出三个月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

这是历史上的壮举。我们说这是两国人民、政治家、企业家、各界人士２０年共同努力的伟大成果，由此建立了中日关系的坚实基础。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战后中日关系的开拓者，有帆足计、西园寺公一、风见章、浅沼稻次郎、松本治一郎，以及石桥湛山、松村谦三、高达之助、藤山爱一郎和冈崎嘉平太等。像自民党中大平正芳那样长期一贯支持发展中日关系的人士，更值得特书一笔。中日建交时，田中角荣不仅以极大的决心准备承担来自反对派的压力，而且团结了执政党内外所有为中日关系长期努力的仁人志士，以高度的政治决断加快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骤。《中日联合声明》和后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都是历史意义十分重大的文件，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历史一再证明，谁要是动摇或者破坏这两个文件，那将自取失败。桥本首相今年９月访华时，反复重申坚决遵守联合声明及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访问获得了成功。

中日关系由此正常化发展，尽管日后曲曲折折，利益纠纷，但这次复交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重要时刻，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