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一

人性与国际关系理论

引子

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斯坦利·霍夫曼）。国际关系（又）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和艺术和科学（卡尔·多伊奇）。说其古老，是因为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就涉及到生存的问题，人类必须制造工具、结成团体以应对自然和其他物种的威胁和挑战。说其年轻，是因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主权国家体系，直到17世纪才得以建立。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至今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这与哲学、历史等学科相比还处于“孩提时代”（倪世雄，2012）。国际关系理论是事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首先需要认清的问题就是人本身。

人性之考

中国古代思想家都对人性的本质进行了思考。儒家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宋代《三字经》开篇是“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这一观念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性善论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

法家秉持性恶论。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因为人生来爱好私利，所以为争名夺利，不知辞让；因为人生而有缺点，所以会有阴谋诡计，因此忠实守信不存；因为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所以好声色，因此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不存；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定会相互争夺。

道家持中性论。在老子看来，人的欲海难填，总是无止境地追逐名利财货。老子指出：“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老子认识到，声色犬马，本是人的需要，过分放纵了人性，必然会带来恶果，说明人性有恶的一面。有恶必有善， 《道德经》指出：“故大道废，案有仁义；智慧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孝慈；邦家昏乱，案有贞臣。”说明人性有善的一面。

现代社会学家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这是不同民族之间能够交流、达成理解的前提。根据对婴儿反复实验，显示人性是进化的结果。人性中与生俱来即存在由于祖先生存的险恶环境衍生的对生存的渴望，对胜利的渴望，对与自己相似的伴侣的渴望，对同类间自己地位的关心，及由于史前人类的习惯和同理心还有对同类帮助的冲动。从人脑的结构来看，这些都直接对前额叶造成影响，可以被出生后的记忆和周围事物所改变。

马克思主义虽承认人性的存在，但否认存在普遍抽象的人性，认为只有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才能得出对人性的正确解释，并由此断言，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有一个人性，资产阶级有另一个人性，这两种人性是不可调和的，只能通过斗争解决。

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者霍布斯认为, 人的本性是自保自爱、趋利避害的, 这是人的本性, 也是人的权利。人在未进入人类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下”, 主要由自然本性来支配行为, 导致“人对人是狼”, 但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霍布斯还认为, “自然的战争状态”是不能持久的, 人类要自下而上发展必须要进入人类社会, 因而必然需要和平, 从而必然需要由契约来维持人类共同体。18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卢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自然人性观。他认为人性的首要法则, 是要维护自己的生存, 人性的首要关怀, 是对于其身所应有的关怀。卢梭同样认为人的这些

天赋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合理的。但与霍布斯不同的是, 卢梭认为, 在原始状态下, 大家没有固定的关系, 都为保存自己而生活, 不可能成为敌人, 而且只有在这种状况下, 人才能有最淳朴的、平等的道德风尚。

总之，人性是在物种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属性。人性会因为所属群体的不同，在与群体成员的互动中逐渐呈现出差异。正如《启蒙文》认为人是一种具有“存在性”、“生命性”、“社会性”、“精神性”的物种。同时人的这四种属性，也决定了人有四种本能，一是“生命本能”，二是“社会认同本能”，三是“自我认同本能”，四是“解脱本能”。而这四种本能对应了人应该有的人生目标分别是”健康“、”成功（社会认同）“、”幸福（自我认同）”和“智慧”。

人性的认识与国际关系理论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时代需要新的理论。（倪世雄，2012）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基欧汉和奈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方兴未艾的建构主义都是在国际关系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

时至今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提升着人类适应和改变自然的能力；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逐步改善着自我组织和管理的能力。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惨痛教训；冷战的结束，让人类更加重视理念的力量；核威胁的存在，让人类将目光更加专注于建立可持续的自我管理机制；联合国的存在，让人类有了一个可以交流的平台；各种政府间和民间的组织从不同的历史节点出发，都为着人类的未来而努力；跨国资本，全球金融的力量正在悄悄改变着国际社会的角色和力量对比。近年来，或为宗教信仰，或因利益纠葛，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宗教势力，不断冲击着现有的国际秩序，挑战着人性的底线，成为全球共同的敌人。与此同时，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尚不能有效的阐释和化解这些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现实主义，无论是大国兴衰的轮回，还是利益均衡的新经典现实主义，亦或是防守性、进攻性现实主义，都从权力分配和实力对比着眼，在这种世界观下，实力强的行为体总是进退有虞，占尽先机；在二战后以及冷战中，超级大国左右世界，权力争夺中霸权思想泛起，成就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苏联解体，美国不战而胜，从两个国家集团的对立，变成唯我独尊的一极世界。美国一边推行其民主制度，一边教训不听话的小国，试图独霸世界。中国，韬光养晦，努力发展经济，13亿人口的大国崛起于太平洋的西岸。虽然总体实力与美国还有很大距离，但是美国传统思维的惯性，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对已有地位的维护，支持与中国临近的盟友提升实力，形成权力竞争，是低成本的遏制策略。

无论传统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秉持人性恶的基本观点，对人的本质持悲观的态度，认为人的本性易被欲望驱使，是邪恶的。（倪世雄，2012）从人性本恶的假定出发，人类之间冲突是常态，合作是暂时的。因此要想实现和平，保证人类的生存，必须使用强力迫使人类改变。以此类推，人类各种组织之间首先面临的同样是生存问题，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获得更多的权力，才能实现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因此追求权力成为国际关系互动的主要目的或者实现自身安全的基本手段。

国际关系理论另一个重要源流是自由主义。导致千万人死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世人痛心的同时也发人思考。对自由主义思想家来说，由于没有民主制度的约束，再加上来自将军们的压力，领导人倾向于做出使国家卷入战争之中的致命

决定。（罗伯特· 杰克逊，乔格· 索伦森，2012）自由主义思想家相信人类是理性的，人性是善的，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新自由主义抛弃了传统的人性善的观点，但又不完全接受人性恶的假定。基欧汉认为，人有足够的智慧与他人以任何方式进行贸易交易，人有能力衡量自己的利益得失并有能力与他人竞争，有能力做出理性的选择。

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凯恩斯主义失灵，新自由主义崛起。90年代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西方英美国家向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思想，只关注交易正义，不关注分配正义或社会正义，任由资本的力量在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旗帜下，借助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二战之后的制度设计，向全世界推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结果是，很多国家贫富差距加大，出现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困的的景象，甚至造就“新穷人”群体。（秦亚青，2012）同时西方大国实行双重标准，在自由贸易的招牌下，拉拢盟友，孤立对手，形成新的权力竞争和贸易摩擦。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深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智慧。在今日深度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在人类生活水平日臻提高的今天，世界的各个角落还有数量众多的人挣扎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旧有思维的顽固存在，干涉别国内政的事情屡见不鲜。大国博弈，造成无数平民流离失所，纷纷背井离乡，成为难民。这不能不说是文明世界的耻辱，令人痛心不已。 为什么人类文明发展至此，还是不能消除这些不公平，不道德，不人道的事情？是人性？是制度？还是我们迷失在人类自己编制的认知陷阱里？

时代需要新的理论

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性的光辉和丑陋不断交替出现。放眼世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将会长期存在，国际组织的作用备受大国强权的制约，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亟须改革，既得利益者不会良心发现，自断手脚。无论权力如何争斗，当它触及人性底线，国际社会的舆论和世界正义的力量会群起而攻之；无论人类本性如何善良，面对生死抉择，个体和组织都会趋利避害。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文化多样性的日益彰显，大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升级，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的蔓延，人类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再次将人类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无论是建构主义的实践和认同，还是后现代主义强调的知识和文本，都要基于对人性的把握和管理。毕竟国际关系理论是关于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艺术与科学。只有有效管控人性中恶的一面才能让真正有益于全人类的理论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真正有效描述、阐释和指导人类永续发展的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1. 拉西特：《世界政治：供选择的菜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 罗伯特· 杰克逊，乔格· 索伦森：《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4. 秦亚青（主编）：《当代西方国际思潮》，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