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礼

1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试谈孔子与礼

原生型态的礼源于人类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礼仪（形式）与礼义（内涵）的合一，也和整个社会生活结成为一体。人们的日常生活浸润于古礼之中，对其所表意义是深刻领悟而娴于运用的。因此，行其礼而其义不待说而明，“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集解》）周公制礼作乐虽有其原创性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依据于民间采风，是对当时“下民”日常生活之样态（古礼）的体现和反映，也是对古礼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到孔子的时代，古礼发生了礼仪与礼义的分离，面临着被淡忘、扭曲、修改和僭越的命运，到了濒于灭绝的境地。与当时的其他学者和执政者反礼、批礼、毁礼的态度不同，孔子对古礼赞扬备至而进行抢救、继承。他担当起了拯救古礼的历史重任，尽自己一生，抢救散失濒绝的古礼，尽量完备地搜集资料，使濒临崩坏的礼文化得以传衍久远，承续有端。同时，与当时老百姓对古礼日用而不知的态度不同，孔子是保持着清醒的自觉的，这就使他不仅保存了古礼，而且将所学的古礼融入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人格彰显了古礼的本质精神，赋予古礼以生命内涵。建立在原生型态的礼和周礼基础之上、经孔子聚合而重铸的古礼已不是原初意义的古礼，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孔子礼学”。本文从文化的制度层面入手，把“礼”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对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 及其文化意义作一系统分析，从而看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史记•孔子世家》）又孟厘子说：“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史记•孔子世家》）从史料记载可见孔子的家世是相当显赫的，但其祖先逃亡到鲁国之后就衰落下来，到他的父亲叔梁纥因为武功才做到陬邑宰的小官并在孔子幼年去世，因此孔子童年、少年时期是在贫苦艰难中渡过的。但是，显赫的家世显然曾激励过孔子：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史记•孔子世家》）这件事发生在孔子少年时期，他梦想借此机会恢复贵族身份、挤身士列却没有成功，这次挫折对一个少年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孔子由此更加发奋努力。也许显赫的家世深刻影响到孔子的思想倾向，对家世的留恋使他对其他已往的事物也充满感情。《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做这些游戏虽并不表示孔子很小的时候就对礼有特别的理解、爱好和什么不可思议的倾向，但对成人行为日浸月润的模仿、练习会对幼年的孔子产生影响则是显见的。孔子在《论语•为政》篇曾自言“十有五而志于学”（《四书章句集注》）(后引此书，仅注篇名) ，这说明他很早就有了明确的志向。孔子曾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当时还没有职业的教师，所以他所志的学只能是自学，而他所学习的内容应该就是古礼。

2 《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又《左传》定公四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史记•鲁周公世家》：“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平王东迁以后，周礼及礼器丧失了许多，周王室礼、器之详备反不如鲁国。从历史文献记载看来，鲁国对周礼的保存是比较完整的，而孔子生在鲁国，因此学习周礼有着十分便利的条件。

周礼虽然散失而濒绝，人们乱用误用，但对礼的尊敬态度仍然是普遍存在的，礼是道德评价的标准，有没有“德”一定程度上也与是否知礼、守礼联系起来。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对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礼仪的人极其憎恶。《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季武子因喜爱次子悼子而想立其为“适子”，但是按照礼制规定季武子应立长子公弥而非次子悼子。臧纥以“大夫之礼”待悼子从而助季武子达到了“废长立幼”的非礼目的，但这一“不相善”的行为本身也使时人“恶臧纥”、轻季武子。因此，孔子专门从事于周礼的学习，很早就为他博得了声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大夫孟厘子将死时告诫其子懿子说：“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既没，若必师之。”

对古礼的保存和解释我们不妨将其比作人类学家的工作，孔子这两方面的工作是非常系统的，他尽其所能，抓住一切机会力求对古礼进行完整的保存。《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孔子还曾专门适周学礼，《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并详细搜集了当时乐官流失的情况：“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拨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微子》）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他逐一找到这些人向其学习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也说明孔子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所要做的工作是何等浩繁，但他还是尽一切可能地学习。除了向此类礼学专家学习以外，孔子还很注意搜集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保存的古礼：“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这种学习贯穿他的一生，他力求尽善尽美。

孔子学礼的事迹以乐礼方面为最丰富，不妨以此为例。

“大师挚适齐”，孔子曾专门到齐国向他学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处处留心，搜集古礼资料。《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匡亚明《孔子年谱》所说，孔子此时六十九岁（《孔子评传》）。可以想

3 见，此时之“乐正”，无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游途中的民间采风。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这些人，孔子之所以想与他们谈话，并不是想要向他们宣扬他的理论、说服他们，而是将有所闻也。在孔子看来，“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孔子真正是做到了随时、随地、随人而学习，也正因此，孔子才能对周礼中的乐礼不仅搜集广备，而且深通其艺，学的也非常精深。《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避席再拜，而对曰：„师盖云《文王操》也。‟”所可惜的是孔子所作《乐经》没有流传下来。《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为诗三百篇所谱的曲虽然不是原曲，但各个方面一定是与古乐非常符合的。孔子所说的 “《雅》、《颂》各得其所”就是《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的情况之一。可见，为《诗》谱曲是孔子晚年的重要工作之一，而他所说的“《雅》、《颂》各得其所”也不是空话，当代的人类学家应该比较熟悉这种情况，费尔德的工作可说是其典范之一：“通过一种独特的美学探究，费尔德的民族志提供了有关卡卢利人情感生活的精致表述。费尔德不仅阐明卡卢利人对他们自己音乐的评论，而且还试图以卡卢利人的惯用法来创作歌曲。他把自己的作品演奏给卡卢利人听，使他们声泪俱下，他自己也因此体验到本土人情感的威力。”（《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乐经》没有流传下来，大概是当时没有记录乐谱的方法，乐曲只能靠人人相传，这样很容易变形和流失。孔子为《诗经》所谱的曲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诗经》却流传了下来，这是由于《诗经》是固定的文字。

这是孔子在乐礼方面的情况，其他方面亦是如此。孔子就好像一个超级人类学家，他尽自己一生，主要以周礼为对象，进行材料搜集，并努力给予正确的理解和阐释。孔子所作的工作成果主要以两种方式保存了下来，一就是他晚年编辑的六经，一就是他传授的弟子，这些弟子又辗转传授或用文字记录有关材料如《论语》、《孟子》、《荀子》等。

孔子在挽救周礼的时候，不仅是要挽救周礼的形式即周礼的仪文节目，也是投入了全幅的情感和生命的。适周问礼是孔子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孔子适周对周礼固然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和直接观感，但最主要的就是与老子（这里我们无意确定这个老子就是著《道德经》的那个老子。但是，我们相信，当时出现一个类似的哲学家也是可能的）的邂逅。老子当时已是一个成熟的哲学家，他经过对古礼的反思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并用自己的哲学教导（“告”）了孔子：“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孔子世家》）二十多岁的孔子对老子发出了由衷的赞叹：“鸟，

4 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当时受到的思想震动之深。很早就为他博得了声名，并且也是他认为能够用来光复身世的古礼学，在老子这里却得到了尖锐的批评。老子认为孔子的方向是根本错误的：“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这就促使孔子自我反省，而走上了为己之学的方向，仁学就是其结果。孔子说：“志于道。”（《述而》）“道”成了孔子为学的总方向。他不仅要学礼，而且使之有益于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们说孔子的礼学以典籍和传授的方式保存下来, 那其实只是其迹而非孔子礼学之本身。孔子以全幅生命将“礼崩乐坏”之周礼熔铸于一身，成为一部活的礼典，开发出一条顺承古礼的创进之道。孔子成型的人格，才是其礼学本身，因此沿其迹而求其本是我们理解孔子礼学的根本方法。

二

如上所述，周礼已经散失，孔子虽说“吾从周”（《八佾》），但他搜集的周礼无论如何总是散乱的，而经其聚合而重铸之礼也已非原初意义上的周礼而是孔子礼学了。孔子礼学的基调是“述而不作”（《述而》），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下，这种“述而不作”虽然不再是原初意义的对古礼一成不变的非理性的继承态度，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但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孔子之“述”是解释性的而不是构造性的。这种解释性的工作确保了充满隐喻的古礼不致于丧失其原初的多重甚至是无尽的含义，但它也不承诺对古礼的隐喻进行了恰当而充分的解读。正是如此，一方面确立了经典的至上性，经典一旦成为客观固定的文本便不可随意变更、修改；一方面也使不断重新开始的解释成为可能。

一般认为，孔子对周礼的重要发展就是“以仁释礼”，但“以仁释礼”只能在动态中去理解而不能视为一个机械的原则。在孔子礼学中的确存在一个仁与礼关系的问题，实际上仁和礼是互相解释的。孔子对礼的理解和体悟随着对仁的理解和体悟的加深而随之加深，反之亦然，他对礼理解得愈透彻，对仁就越体之深而居之安，这样一个进程是没有终点的。但是，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已不可能作出具体而确切的描述，现存的文献基本上是平面排列的材料，历史的动态过程只能是读《论语》时得到的印象式的感受。与周礼相比，孔子礼学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

1、礼自内作。原生状态的礼，礼义与礼仪是合而为一的，它源于非常具体的生活环境，里边储存着对生活环境精细理解的各种信息。这样的礼在传承中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它所储存的信息渐不可解，必然地发生了礼仪与礼义的分离。礼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这就使对它的反思成为可能。孔子在对周礼反思之后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礼是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的。

《论语•阳货》：“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

5 于其父母乎？‟”用亲子之爱来给予三年之丧的古礼以解释，这是企图从心理上予“礼”以根源性的情感基础，以此恢复古礼的现实生命力。孔子用心理学来解释“礼”，因具体的环境和时代的不同基本上很难解释通。从孔子的时代来看，三年之丧无论如何都是过时的，用心理学解释来恢复它的现实生命是没有效果的。但是这也是一条正确的原则，运用恰当就会有一定的成果。例如，如果仅仅是理论的兴趣，运用心理学原则可能对三年之丧作出合理的历史性解释。实际上，当孔子把心理学原则运用于对古礼的改革时，是相当成功的。《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在这方面，孔子正确运用了人的理性而不是神的理性。

2、人的觉醒。由对礼的反思，引发了孔子对人的普遍反思，由此提出了礼的本质问题，礼的心理情感基础最终被归结为“仁”。“仁”是一个在现实中从内心被把握的原则，它既是作为一个人的必备素质，也是一个人成为最标准的人所追求的目标。孔子谈到“仁”的时候更多的是依据现实而不是依据古礼，这就产生了一些难以折衷的矛盾。古礼是难以理解的，而“仁”却是现实可以被把握的。因此就可能出现违反古礼却符合“仁”的现象，并且，在许多地方似乎只有违反了古礼才能符合“仁”的原则。对“仁”的选择正标志着人的觉醒。仁礼合一的上古时代是不可能重现了，重要的是发挥古礼所体现的精神实质，至于礼仪则是必须被损益的。

刘文英：《 孔子作为第一个完全觉醒的人，教导人们正确地运用思想和情感，正确地行动。这些教导毫无特异之处，它们是自然而朴实的但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充分而有恒，这些教导都可以用一个“仁”字来统摄：“孔子的贡献就在于，总结中华文明原生形态的成果，把„仁‟从众多道德子目之一而提升到最高的地位，……使众多道德子目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新的整合。”（儒家文明―传统与传统的超越）》符合仁的人是完全觉醒的人，他能够自觉其人生的使命并毫不退缩地去承担它。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这个使命是一种内在的引导，它既不是他人的教诲也不是天神的命令，而完全是从内心感受到的一个人在国家、社会、自然乃至宇宙中的责任。孔子自己便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孔子说这句话固然是处在特殊的情形下，但若将其视为一时的愤激之语则是完全不恰当的。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而“畏于匡”时已是五十五岁。他说“文不在兹乎”并不是狂妄之言，而是自觉其对周礼之责任，因此他才能如此说。

三

古礼经由三代而汇集至孔子，使孔子作为个人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线命脉，这实在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孔子自觉到其文化使命并担当和承接了这一使命，从历史上看他也的确完成了。孔子礼学是对古礼的顺承，这使它具有了足够宏大的规模，具备了作为文化主导的潜质足以担当起文化传承的重任。作为符号和意义系统，孔子礼学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效应：

1、文化效应：古礼经过孔子的熔铸，形成了一个较为一贯的意义系统。在一代一代的学习中这些

6 经典被反复地解读和重构，虽然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但其涵义的基本解释一定存在。这些文本即使在经历了剧烈变化的现代思想背景下来解读，其基本意义仍然不可随意改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礼学对中国文化的塑造之力是不可估量的。

2、政治效应：政治人格作为人类代表，对人类负责的自我映象，几乎决定了孔子礼学必然要与政治发生关联。公元前213年，儒士叔孙通采“古礼与秦仪”设计的礼仪被汉高祖采纳为宫廷礼仪。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事件，它一改汉建国初期杂乱无章的政治局面，对稳定政权起到关键作用，使汉朝政府开始了井然有序的运转，同时也是儒家介入政治的开端。孔子礼学的制度层面经叔孙通损益终于又成为国家的礼仪，而其价值系统经董仲舒阐述又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学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主导。孔子礼学与政治的互动一方面使其原初形象不断流失，另一方面也培育出一种独特的儒家政治文化。

3、精神效应：概观各大文化传统，其中都有一个值得永远保任养护的精神传统，而这些精神传统又无不可以找到一个具体的个人作为象征。在中国文化中，惟有孔子足以担当真理人格的重任。仁道是孔子对古礼进行熔铸时所揭示的文化精神，而他自己又以全幅的生命去承担这种文化精神，使其在人格上得以彰显。仁道虽是孔子从礼学中创发，但之后它就常依于主体而有脱离古礼学的倾向，儒学终于由仁礼合一而转向心性之学。宋明诸大儒自觉担当起这个仁道，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从周、张、程、朱、陆、王，到刘宗周、黄宗羲，乃至清代的李颙、孙奇峰等，无不以“得实理、造实境”而卓然自立，这也充分说明了孔子所创的仁道并非虚妄。

总之，孔子礼学的宏大规模来源于关系人类存在的意义系统的古礼，这使其中蕴涵着难以估量的文化基因。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使中华礼文化得以传衍久远、承绪有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若要保持健康和可持续的存在、成长，就不可能不把孔子礼学作为其源头之一。因此，我们深信，在这个建设的时代，重新理解孔子乃是必要的。

（孔子思想中仁与礼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孔子是否是“复周礼”也有不同看法，因看曲辰先生《孔子对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历史贡献》一文，故把以前一篇小文翻出，以备一说，仅供参考）